李曜婉拒九錫的消息傳出，對他的個人聲望自然又是一次提高，但實際上這筆「買賣」是很划算的，因為他提出的三件大事雖然看似宏大難辦，實際上卻也未必。

    收復絲綢之路這一條看似特別艱難，因為西北丟失已逾百年，即使張義潮當初以歸義軍內附，朝廷與歸義軍之間的聯接也始終未能打通，而在中樞無力的情況下，這種歸附也是名義大過實際，在歸義軍自身衰弱之後，前景就更加渺茫，因此朝野上下對此都已經不抱幻想。

    然而李曜比他們更加清楚河西隴右的局勢，吐蕃因為內亂，其威脅幾乎已經蕩然無存，朝廷此刻只須出兵擊敗一些並不甚強的地方、部落勢力，便可一統河西隴右。這對現在的李曜來說，簡直是一舉多得的好事：讓關西三帥與河東離得更遠、收復的河隴名義上是朝廷控制……更不必說打通河隴之後絲綢之路再次暢通對於商貿和政治氣候的正面影響等等。

    簡單易做，好處多多。

    而朱溫方面經此打擊，已經可以說徹底失去了戰略主動權，從此都處在被動挨打的局面，只要李曜繼續保持壓力，朱溫可以說是再也翻不出大浪來。與此同時，李曜已經開始派人接觸原先附庸於朱溫的一些節帥，譬如山南東道的趙匡凝、雷彥威、馬殷等。這也從另一個方面昭示着一個事實：李曜的觸手，已經從北方快速地伸向南方，其影響力也隨之擴大。

    並非李曜心急，實在是有些事能等，有些事不能等。

    他的理想不必多說了，無非是消除五代十國亂世，再創一個盛世。但必須要提的是，歷史上五代十國處於唐宋之交，而唐宋時代，是中國歷史大變革時期，即所謂「封建社會」從前期向後期轉型的時代。李曜前世非常景仰的著名學者陳寅恪曾說唐朝「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按這個劃分，後世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大唐盛世實際上仍然處於較舊的封建階段，倒是後人們普遍認為中晚唐這個「衰世」，社會組織和經濟結構卻開始孕育出新的變化。

    比如說在盛唐，貨幣經濟尚未恢復到西漢水平，社會上仍然盛行實物交易，最流行的支付手段竟是布帛而不是銅錢。那時的城市禁止夜生活，連長安這種國際化大都市也實行嚴格的宵禁，一到晚上就死氣沉沉，平民夜間隨便出門是要被拘留的。商業貿易被限制在固定的坊市之內，還遠未形成發達的生活服務業和市民階層。這些都反映出盛唐雖國富力強，但在形態上仍然落後，而改變都是從中唐才開始的。

    唐代門閥貴族在政治上的勢力依然很雄厚，劇烈的土地兼併就不可免，到中葉均田制和府兵制都被破壞，農民流離失所，中央只好改行兩稅法和募兵制。募兵制募出了許多擁兵自重、不服中央管制的軍閥，形成了藩鎮割劇的局面。

    毀天滅地的農民大起義，毀滅性掃蕩了門閥貴族這個腐朽勢力，使之永久退出了歷史舞台，但卻無法消滅藩鎮這個新怪物。而在李曜這個後人看來，藩鎮不解決，唐宋之交的政治升級就無法完成。不過幸好，正是在五代十國這個特殊時代，中國雖然付出了華北幾乎被毀的代價，卻也基本解決了藩鎮這個前進障礙，所以才能在宋代迎來一個新的繁榮期。此時的上層組織，世襲的衣冠權閥消失了，貴族政治為文官政治取代，憑科舉上位的「形勢戶」——來自地主階層的儒生成為執政的主導力量。軍事上藩鎮軍閥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將領所取代，從此根基穩固，再未發現過貴族化傾向的倒退。

    李曜現在急着要做的，一是以推崇新儒家思想的新儒生取代過去的門閥貴族，二是以同樣認同新儒家思想的將領來取代藩鎮，從而徹底完成「由思想到行動」的國家上層結構變化。

    在經濟領域，歷史上中晚唐以來蓬勃發展的商品經濟在宋代達到空前高峰，而封建進程也從魏晉隋唐以來的莊園農奴制階段，過渡到宋代的租佃制佔主導地位的新階段。構成生產力基本要素的農民，在身份上和人身自由上都獲得了提高，生產的積極性極大釋放出來。從此宋元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中國社會基本上處於這個階段，因此被史學家譽為「近世」。

    在這一時期，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長期戰亂嚴重破壞的黃河流域的生產力獲得了全面恢復，欣欣向榮的長江流域又成為一個新興的經濟文化中心。所以宋代的繁榮比此前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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