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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讓李如松心悅誠服顯然並不容易。
李如松這個人,往好了說是自尊自信,往壞了說叫妄尊自大。在一個文官社會裏,他作為一名武將整天要和文官平起平坐,這看起來是一種自信,其實本質上就是作死。
政治不是戰爭而危險性絲毫不遜於戰爭。在這個戰場上,裁定勝負的人通常是皇帝,而皇帝的裁定大抵是可以預期的,因為即使皇帝在明面上擁有最高裁決權,但其實他本身也依然處在政治鬥爭的戰場上。
這很好理解,如果皇帝自己不在政治鬥爭之中,原歷史中朱翊鈞為何要以近三十年不上朝來和文官集團玩冷戰?
既然皇帝本人實際上也處在政治鬥爭之中而不能超脫其外,那麼他的一切行為就都必須符合一些基本規律。比如說他也會受到各方力量的影響,要平衡各方的利益,要保證皇權的穩固等等。
如此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當下的皇帝是更需要文官集團,還是武將集團?
不好意思,首先這個問題本身就有問題:武將還有集團嗎?
看起來好像是有的,但真正意義上能領兵出去打仗的武將們並不能算所謂「集團」。大明的武臣體系只有一個名義上的集團,就是武臣勛貴集團——可惜這個集團的功能已經從領兵打仗退化到了幾乎只具備一些為皇帝政治背書的水平。
除此之外真正鎮守九邊和全國各地的將領,甭管處於什麼層級都很難說配得上「集團」二字,因為支持他們成為一種政治集團的根基早就被文官集團徹底破壞了。眼下的他們支離破碎、各自為戰,早已陷入一種只能投靠強勢文臣而求苟活的政治生態之中。
他們以往可以成為「集團」的根基是什麼?是一種獨立性,一種相對於文官而具備的獨立性。
最簡單的講,就是當五軍都督府還擁有實際權力時,武將們才具備一定的獨立性;當文官控制的兵部在權勢上完全凌駕於五軍都督府之上時,武將的地位就一定會下降、下降、再下降,直到所有武將都成為文官們的「門下走狗小的某某」。
元朝至正十六年,朱元璋率軍攻下集慶後,參照元朝的軍事領導體制設立行樞密院,統領麾下將士。隨着實力的增強,朱元璋又在集慶設立了統軍元帥府,在各重要地區設立了翼元帥府,分管各地將士。
「太祖下集慶,即置行樞密院,自領之。又置諸翼統軍元帥府。」
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於龍灣之戰擊敗陳友諒後,廢除了行樞密院,設立大都督府,以親侄子朱文正為大都督,統領麾下將士。
「罷樞密院,改置大都督府。以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設司馬、參軍、經歷、都事等官。」
至正二十三年,在洪都之戰中立下了大功的朱文正因不滿朱元璋有功不賞而密謀發動叛亂,雖然朱元璋接到密報後及時處置了朱文正,但他還是決心消除大都督權勢過重的隱患,所以他在大都督府增設了左、右都督。
大明建立以後,軍權集中在大都督府的少數將領手中,這顯然與朱元璋加強皇權的想法背道而馳,所以對大都督府進行分權就成了他的必然選擇。
於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分大都督府為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後軍五都督府,每府設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這樣,五軍都督府就繼承了大都督府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掌管着除親軍十二衛之外的所有衛所,但是卻失去了調兵的權力。
即便如此,從洪武十三年至正統十四年,五軍都督府的權力仍然很大,衛所將領的選拔和更替、衛所士卒的操練、管理軍戶屯田和軍事情報的獲取都五軍都督府掌管。此外,事關國家安危的重大軍事行動都需要皇帝和五軍都督府的都督們商議後才能決定。
五軍都督府權力很大對於文官集團而言意味着什麼?當然是意味着文官控制的兵部地位的低下了。彼時,不僅重大軍事行動的商議兵部不得參與,就連五軍都督府的事務兵部都不得干預。這樣一來,兵部實際上就只是相當於是皇帝向五軍都督府發佈調兵命令的信息傳達機構。
「祖制五軍都督府,外人不得與聞,惟掌印都督司其籍。前兵部尚書鄺野向恭順侯吳某索名冊稽考,吳按例上聞,鄺惶恐疏謝。」
但是,隨着宣宗於宣德十年正月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