駕崩，三楊內閣乘英宗年幼之機，將兵部尚書王驥扶上了麓川之役明軍主帥的位置，兵部由此第一次觸碰到了真正的軍事指揮權。

    在王驥的率領下，明軍接連三次確定麓川之役的勝利，一向以儒雅示人的兵部文官充分展露出了自己駕馭戰爭的能力。然而，有大量戰功卓著、爵位在身的武將坐鎮五軍都督府，兵部地位的崛起依然阻力重重。

    這種情況下，土木堡之變的發生為兵部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契機。

    土木堡之變中，英宗被俘，參戰的二十萬明軍損失過半，武將勛貴集團的中堅力量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贏、駙馬都督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等人，以及經過他們悉心調教的新生力量盡數陣亡。

    而另一邊，在接下來的京師保衛戰中，兵部尚書于謙卻以幾近一己之力而挽狂瀾於既倒，這就給世人心中留下了一種關鍵時刻還得靠文官的印象。所以景泰帝登基後，以于謙提督京營，兵部地位開始飛速崛起，而五軍都督府的權力開始逐步削弱。

    景泰年間，每遇重大軍事行動，朱祁鈺都會跟于謙商議，並且衛所將領的選拔和更替、衛所士卒的操練都被收歸兵部，五軍都督府的權力就只剩下了管理軍戶戶籍和屯田等，兵部地位已然崛起。

    英宗復辟後，雖然通過廢除于謙所設團營、召回天下鎮守文官等辦法打壓兵部，但是隨着石亨以圖謀不軌被誅，大明終於徹底由文武並重轉向為重文抑武。

    到了成化、弘治年間，連管理軍戶戶籍的權力也被收歸兵部，五軍都督府徹底淪為一個有名無實的部門，都督府里的各種左、右都督幾乎都成了某種意義上的贈官、掛名。

    「凡在京在外武職襲替優給，都司衛所呈送該府，過送兵部奏請定奪。後行奏俱改屬兵部。」

    五軍都督府乃至於皇帝本身也不是沒想過掙扎一下。譬如正德年間，武宗就通過寵幸武將江彬、設立兩官廳的辦法打壓兵部的地位，但是……武宗隨即就駕崩了。他究竟是不是「被駕崩」，後人已經無法證明，總之造成的結果就是：一切努力都化為泡影。

    如此，到了嘉靖年間，五軍都督府僅剩的管理軍戶屯田的權力也被收歸戶部，五軍都督府完全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部門，五軍都督府的左、右都督也徹底成為了武將的榮譽職銜。此後，凡遇征戰，武將都由掛兵部職銜的巡撫或總督節制，當然像高務實這樣的經略以及更往後出現的督師，那就更勝一籌了。

    「凡天下將士兵馬大數，蔭授、遷除與征討進止機宜皆屬之。十三年，分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見若以為品秩如其故者，而兵部陰移之，其權漸分矣。所謂五都督者，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

    以高務實之所見，五軍都督府的衰落有其必然性，縱然他站在後世人的立場來看，這種衰落趨勢本身也是不可避免的，無非是時間早晚罷了。

    秦漢以後的歷朝歷代並沒有嚴格劃分過武將和文官，統治者對大臣最為看中的其實是文武兼備，例如唐代甚至還有邊帥立功後要入朝為相的慣例。在這種情況下，明代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本來是不會出現任何問題的。

    宋代以後，為了防止藩鎮割據局面的出現，才有了明確的文官和武將的劃分。但是，文官看待戰爭更多的是從政治的角度出發，武將看待戰爭則更多的是從軍事的角度出發。然而在宋代文官的改造下，武將的培養單純強調武勇而輕視謀略。

    正是由於出現了這種情況，明代五軍都督府權力的削弱和兵部地位的崛起，就會出現問題了。

    像宋代文官那樣從政治的角度看待戰爭的明代文官統領武將們作戰時，往往會出現一種尷尬的現象：武將領兵快速投入戰鬥會被文官指責為輕敵冒進、好勇嗜殺；武將選擇等待有利時機再出戰，又會被文官指責為畏敵避戰、養寇自保。

    這樣一來，武將就完全成了朝廷的戰爭機器，徹底失去了戰爭中的主動權。而如果統領武將的文官具有良好的軍事素養那還好說，一旦文臣統帥像楊鎬那樣，等待明軍的就只能是薩爾滸那樣的慘敗。

    最糟糕的是，在沒有高務實這個穿越者出現的原歷史上，為了防止武將勢力抬頭，文官們還拒絕一切有助於提高武將地位的建議——即便這些建議的出發點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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