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曆朝歷代，財政上宋朝是個另類，嚴重依賴工商業收入和變相的人頭稅征榷收入，特立獨行格外顯眼。徐平本來也很不理解為什麼會這樣，直到他坐上了通判的位子，自己打理一州財政，才恍惚有些明白。

    兩稅作為正稅，在財政收入中的地位自然最重要，當徐平打開兩稅的賬籍，一道咸平元年真宗皇帝給三司的詔書抄本便映入眼帘。

    「方域至廣，邦賦實繁。責在有司，抑惟前典。今逋逃罕復，租調弗均，關市之徵，逮於山澤之產，咸助軍國之資。宜令三司使以下，同經度件析以聞。歲用所額，無俾有闕，勿得增加賦斂，重困黎元。」

    凡是宋朝主持兩稅工作的，必須以這道詔書為準，最關鍵的就是最後一句話，不管朝廷財政盈餘還是虧欠，不許增加賦斂。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永不加賦」。

    這四個字是徐平前世從金庸的小說里見到的，吹得天花亂綴，好像絕世秘籍一般造就了康熙這個千古一帝。實際上康熙的永不加賦指的是人丁稅，其它的稅種加起來一點都不含糊。這個稅種在宋朝是沒有的，而且清政府只執行了二三十年，就被他兒子雍正攤丁入畝變相廢除了。

    沒什麼人提起的宋朝永不加賦政策卻被執行得非常徹底，而且不是指的每畝的兩稅負擔，而是兩稅的以州軍計的總額。換句話說，開墾荒地，下等田變成上等田，技術發展畝產量提高，每一州的賦稅總額都不變，這些措施帶來的好處都留在了民間。終兩宋三百多年，兩稅總額以州軍計算基本只有減少，沒有增加，更不要說中央層面了。每次方田均稅，基本是以均稅而不增稅為前提才能推行下去，王安石變法也不能例外。

    在徐平看來，這只能是理想主義者的荒唐措施，依據現實條件調節賦稅才是正常的。然而在宋朝，這卻是天條，容不得任何挑戰。

    兩稅額度固定下來，朝廷用度卻不斷增加，官府便只好向工商稅和征榷收入努力，這便是宋朝特立獨行的根本原因。等到了這些收入也不能滿足支出的時候，便開始增加苛捐雜稅。朱熹有名言：「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其實不僅是古者刻剝之法，到了南宋的困難時期，朝廷為了增加收入官員們想出的各種名目天馬行空，想像力突破天際，讓後人也是嘆為觀止。

    在宋朝前期，永不加賦的政策大大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使官僚制度和社會經濟管理各方面都遠遠超出了時代，後世的元明清三朝都難望其項背。而到了宋朝後期，這一制度又使中央失去了對地方財政的掌控，整個國家財政都在崩潰邊緣徘徊。

    宋朝地方官員的考核，知州首重司法，無冤獄為基本追求，如果能夠平反冤案使五人以上活命，就可以官升一階。而通判則首重財賦，要求上供錢糧能夠及時交上，司法民政是次一等的考核目標。

    徐平既然走上了這條路，當然也希望儘快升官，便要在財政收入上想辦法。邕州這個地方賦稅極低，上供財物僅是意思一下而已，需要與周圍好幾個州合起來才值得往京城運輸一趟。實際上整個廣南西路，是宋朝除了戰爭時期的邊疆地區之外，惟一養活不了自己的地方，常年要從兩湖輸入百萬貫左右的錢物才能維持，徐平要想獲得政績實現本地財政平衡是第一要務。

    招攬戶口開墾荒田先放一邊去，賦稅又不會增加，人口增加的好處知州拿大頭，以曹克明的態度，徐平沒心情伺候他。看來還是要在工商業上想辦法了，徐平首先想到的就是釀白酒。邕州瘴氣重，按後世經驗應該是白酒的理想銷售地區，多少年後山區少數民族還沉溺其中無法自拔。

    不知不覺，徐平胡思亂想這些的時候天色漸漸暗了下來，通判廳里點起了幾枝大蜡燭，準備挑燈繼續辦公。

    李孔目走上前來恭聲道：「上官，準備開飯了。」

    徐平哦了一聲，站起身來但個懶腰，走出了廳門。

    院子裏，秀秀和高大全帶着幾個兵士正在給一眾加班的公吏打飯，這是徐平按他前世的習慣建了個小食堂，伙食費他自己掏腰包。因為與曹克明鬥氣，徐平這些日子不從公使庫支錢，這些加班補助便也落在了自己身上。當然他也可以讓公吏自己回去找地方吃飯，吃過了再來上班，那就不如現在這樣花幾個小錢籠絡人心了。

    公吏們打過了飯，徐平才在一邊樹下的石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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