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頭上迎接高務實的官員雖多，但與別處頗不一樣，並沒有嚴格區分文武，這一點很有當地特色。某種程度上而言，這可能也是高務實對天津一貫有所偏愛的原因之一。

    之所以說不嚴格區分文武很有天津特色，這要從有明一朝天津衛比較獨特的的地域型政區說起。

    所謂地域型政區，就是城鄉不分，「城鄉合治」的一種政區類型。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時代，小農經濟是主要的經濟形式，因此國家為了統治的需要，大多實行「重農輕商」的政策。

    這樣一來，工商業就主要集中於城鎮，而「城鄉合治」的地域型政區則成為國家控制城鎮的有效的行政區劃方式。

    後世學者往往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時期只有城鎮而沒有城市，直到「20世紀初期開始將市作為行政建制而設立」，城鎮才被完全納入到「城鄉合治」的網絡之中。

    地域型政區中的城鎮，沒有行政區劃上的獨立性，地位也不突出。地域型政區內的人口主要是農業人口，呈分散分佈狀態。人口的非農化和聚集程度都很低，生產力呈面狀分佈特徵。商品經濟往往不發達，區域經濟呈穩態結構特徵。

    當然，封建社會也有「城鄉之分」，但這純粹是從經濟與地理意義而言。若從作為國家上層建築——行政區劃來看，仍然是實行「城鄉合治」的方式，也就是地域型政區。

    這些城鎮乃至規模較大的城鎮，依然不具備獨立政區的基本要素和本質特徵，當然也就不可能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和行政區域。直到進入明代，城市發展雖然相當興盛，但也都是地域型區劃的附屬物。

    具體到天津，其地域型政區源自軍事型政區——天津衛。如果縱觀原歷史上的明清兩朝就會發現，天津地域型政區由確立到發展，是經濟、政治、文化地位提高的必然結果，不但完成了從軍事城堡向行政區劃的轉變，也為近代天津由地域型政區向城市型政區的過渡打下了基礎。

    行政區劃的迅速發展，可以折射出天津的重要性，因此它在這兩朝，尤其是晚清時期獲得了其他城市不可比擬的發展機會和空間。當然，晚清太遠，這裏就不說了。

    天津本是漕運的重要中轉站，又是拱衛北京的門戶，故於明中葉以後，天津因漕運而發展起來，行政事務越來越多，但軍事城堡——天津衛，其管理系統偏偏既簡單又不全面，顯然不能很好地完成日益龐雜的漕運任務。

    到了隆萬之交時期，高拱在高務實的建議下，同時也是在月港「試點」大獲成功之後，開啟了更多港口的開海通商之路。高務實本人則首先把天津港作為京華海貿的重點工程來建設運營。

    此後不久，天津港很快成為大明最重要的幾大港口之一，不僅有大量的進出口貿易以此處為樞紐，國內的漕運也改為海運，由南方各省送至天津港而轉運北京[註：漕運改海運之後，大運河作為民間商路使用，仍然設關徵稅，反而成為商稅要點]。

    這樣一來，天津港的行政事務就越來越多，原本天津衛簡單的軍事化管理機構越來越無法承擔相關任務。於是，改革便成了當務之急。

    由此，在高務實的推動之下，明廷開始在天津設置文職衙署，出現文武衙署並存的情況，天津軍事型區劃特色則越來越澹，必然由軍事管理向行政管理過渡。

    其實，弘治朝之前天津設置的衙署以武職居多，說明軍事色彩很濃，隨後文職衙署慢慢開始設置。而在天津開港之後的萬曆朝，文職衙署的設置勐然開始增多，並很快超過了武職衙署。

    這其中最為重要的三個新設衙門，應該就是「戶部關稅署海關司天津分司」、「戶部審計署天津審計分署」，以及都察院的天津察院——察院的相關問題在高務實任職廣西巡按御史期間解釋過，這裏就不贅述了。

    總之天津新增的文職衙門雖多，但三個最重要的新設衙門中有兩個都是戶部直轄的，可見天津的地位提升與經濟發展的程度密切相關，而其中高務實的參與度可謂是非常之高。

    不過以上衙門雖然重要，但重要在於具體事務的處理功能。如果宏觀一點來看，天津行政地位的提高還是要從「達官要員」的設置來論。

    在原歷史上，天津由軍事型政區轉變為地域型政區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純軍事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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