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下人尤其是京師官員以各種心態等着高務實的三板斧時，高務實並沒有讓他們失望。

    兩日之後，高務實剛剛完成對戶部各項工作的交接，並審視了萬曆元年以來歷年的戶部度支冊薄，緊接着便有一道名為《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疏》上呈皇帝。

    當然，奏疏都是先經通政司而到內閣，是以頭一個看到正文的，乃是諸位閣老。

    《取用疏》開篇頗有意思，幾乎是原封不動地照搬了高拱當年關於「義利之辨」的說法。

    「臣戶部尚書高務實謹奏：《大學》何以言主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也。

    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辯公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為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嘗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

    高務實是高拱的衣缽傳人，以高拱昔日的觀點作為此疏的開篇，政治用意十分明顯。不過，他也不只是出於政治目的，一直以來他也都贊同這一觀點。

    高拱提出的以公利辯私利，確實是一種高見。其中「聚人曰財，理財曰義」是批駁宋儒「以名為利」的觀點。

    與之相反的，則是高拱賦予了「義」和「利」全新的解釋，也就是上文中所提到的：所謂「義」，就是理財，是管理國家的財貨；所謂「利」，當然就是聚財，聚集人才去創造財貨。

    由此而來，「義」和「利」就不再是抽象、虛空的概念，而是社會大眾為國家創造的利益的總和。

    如若一心只為國家謀利而不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則義即利；反之則義非利。因此，「義」和「利」是一種辯證的關係，兩者相互依存在一定條件下又可以互相轉化，轉化的條件就是「公私之判」。

    高拱對於公利和私利有着嚴格的劃分，在他的著作《問辯錄·孟子》中曾經這樣寫道：「孟子之學，最嚴於義利之辯，故於篇首發之，不奪不饜，是利而不利也。不遺親，不後君，是不利而無不利也。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所以高務實一直很清楚，高拱所追求的「利」，不是私利而是公利，也就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高拱的思想是當前朝臣們都很清楚的，高務實以此開篇先聲奪人，即是提醒他人，他高務實是高拱政治理念的繼承人，任何改革必以高拱當初的理念為基礎。

    同時，這也是團結實學派力量的一種手段，畢竟從「高黨」到「實學派」，本身就是從以社會關係為紐帶的政治集團，到以施政理念為紐帶的政治集團的一種轉變和升華。

    接下來，高務實奏疏中繼續寫道：「蓋謂有國家者，不當私其利於已，而以利為利；只當公其利於人，而以義為利也。蓋以利為利，則失卻人心而國家不可保，亦未嘗利也；以義為利，則得之人心而又有土有財，其利為無窮矣。是則義利之辯如此，為人君者，可不深省於斯？」

    這一段則是像皇帝說明「義利之辨」為何重要。事實上，這一段不僅是強調「義利之辨」的重要性，也是為他的下文打下說理的基礎。

    「我國家以農為本，逐商為末，祖宗成法，句句在訓。農者天下之本，亦為財貨之本，故古人皆以為農之為盛，則國必盛焉。然則天下皆農，果可行耶？臣不以為然。

    臣以為農之為本，如樹之有根，根深則蒂固，如此木即盛也。然木之為木，其勢在干，其榮在葉。雖不可不察其根，亦不可輕其干、葉者也。

    今臣有一言：無士則國不明，無農則國不穩，無工則國不強，無商則國不富。士農工商，雖有先後，獨不可偏廢，望陛下思之察之。

    其如人也，士為其首，農為其身，工為其手，商為其足。倘只余士農，則其人不可行動，不可作為，乃與人彘何異？

    我太祖高皇帝仁恩浩蕩，澤被天下，惜農憫農，制誥以訓。天下社稷，歷二祖列宗至陛下，凡二百一十九年矣，終以重農憫農為要，誠推歷代之冠。

    然本朝既以重農為祖宗法度，卻獨不以興修水利為常，不亦怪哉？臣察究其源，問及各衙，其必曰：太倉不足用矣，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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