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家叔侄三人的疑問是正常的，因為「鎮守平壤總兵官」這個職務本就不存在，而且按照大明的軍制而言，似乎也不應該會有在藩屬國設立總兵官的道理。

    但高務實有高務實的理由，他回答道：「總兵官掌方面征伐，我天朝既可為臨時之戰設平倭總兵官,?為何不能為長久之安而設平壤總兵官？

    朝鮮為倭寇兩度侵犯，皆一敗塗地，而期間我天朝已對朝鮮助械助訓，仍然無濟於事。如此，倘若此戰之後朝鮮異日再遭侵略則何如？

    依我之見，與其屆時再煩我天兵勞師遠征，不如就此在朝鮮設立衛所,?而後平壤常駐天兵一軍，以為永固。」

    高務實這麼一說，叔侄三人就不得不思索一下這樣做究竟是否合規了。有明一代的軍兵制度，在《明史·兵志》的序文中，有一個非常簡略的概述，其云：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

    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蓋得唐府兵遺意。

    文皇北遷，一遵太祖之志，然內臣觀兵，履霜伊始。洪、宣以後，狃於治平,?故未久而有土木堡之難。于謙創立團營，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

    這裏有幾個問題，是需要認真思考的。

    明以武功定天下，那麼在平定天下之後，當國內戰爭的局面基本結束，進入和平時期，就有一個如何處置戰爭時期留下的軍隊(包括士兵和將領)的問題。而軍兵制度的重建，是為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內外戰爭。

    軍隊歷來有兩大功能：一個是對外設防，就是邊防的需要，如何防遏外來軍事力量的進犯；一個是對內，它要具有應對國內各種突發事件的功能，維護社會的治安。這中間最重要的是對帝室的警衛，特別是對首都與宮廷的守衛，不能讓拿着武器的軍隊，把矛頭對着自己。

    所以對於一個王朝而言，既要保持一支有戰鬥力的正規軍隊，又要防止他們長期與地方行政合在一起,?造成尾大不掉、軍閥割據的局面。

    然而要保持這樣一支規模龐大、人數眾多的正規軍，對朝廷財政來講，即使在平時也是難以承受的沉重負擔，而在戰時軍費的開支，那就更是一個無法填滿的無底洞。

    中國歷史上各個王朝幾乎都是以小農立國的帝國，它們在財政的來源主要依靠對小農徵收的賦稅。如果對農民橫徵暴斂，其結果就是農民流亡，生產荒廢，龐大的軍隊沒有餉糧，最終是農民反抗，軍隊叛變，王朝崩潰。

    原歷史上明末導致王朝崩潰的直接原因，便是由遼東戰事問題一次又一次地加派賦役，裁撤西邊的軍事開支，結果遣散的軍隊與農民起義軍結合，迫使明朝不得不兩面作戰，最終導致統治崩潰，二百七十七年的帝國崩於一旦。

    從王朝的統治講，它需要有一支龐大的軍隊，但又養不起他們；需要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又害怕兵將相習，出現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是故，它要分割兵將之間的關係，但這又勢必喪失軍隊的戰鬥力；

    它需要一支守衛宮廷的可信可托的警衛部隊，但又怕這支部隊突然把槍口對着自己，使自己處於措手不及的狀態。對拿着槍守衛自己的人，往往也提心弔膽地多加猜疑，一有風吹草動，往往悽愴地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

    于謙被殺，就是這個道理。

    于謙忠於景泰帝，而又掌握着守衛京師的軍隊，所以英宗復辟以後，英宗身邊因策劃並參預這場宮廷政變而當權的宦官就非殺他不可——沒什麼別的原因，就因為他兵將相習，能調動得了軍隊。

    要知道，景泰帝說是說當時已經病重，但畢竟是他們復辟以後才不明不白地去世的。可是，畢竟是景泰帝和于謙在危急時刻保衛了京師，保衛了大明朝安渡危機，而他們卻如此對待病危的景泰帝，如此殘忍地立即殺死于謙。

    為了奪取國家權力，人就是如此殘酷無情。

    這類事例中國歷史上不少，唐朝的永貞事變是如此，唐憲宗的暴崩也是如此。

    歷朝歷代關於軍兵制度的設計，都徘徊在這幾對他們無法克服的矛盾之中。理解了這幾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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