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八年，高務實以新科狀元入翰林院，在一眾大佬的掛名之下，實際主持纂修《大明會典》，其會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蔭制度之處，並且根據嘉靖、隆慶兩朝時內閣的票擬和皇帝的硃批（查檔案），對過去不曾明確的「文臣蔭武」問題作出了規定性說明：

    「凡恩蔭世襲，文、武大臣及總兵參游以下將領剿賊，如遇大敵，能運謀設伏，衝鋒陷陣，建立奇功者，撫按分巡官覈實具奏，兵部題奉，欽依升職蔭子，有世襲字樣者俱准襲。」

    此條首次明確了文臣恩蔭武職的軍功原則，並開列上報的審核程序。該法令不見於正德版《大明會典》中，系嘉靖朝以後漸成之例，在萬曆朝被確定（這是個史實）。

    說完這些，就到了兩個最關鍵的問題了：

    為什麼文臣蔭武的勢頭會止不住？

    為什麼皇帝不懷疑蔭官武職的文臣之後？

    第一個問題的簡單回答是：問題出在爵賞困難，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異姓軍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國傳統的「五等爵」已屬缺制。而自明代開國伊始，絕大多數勳爵即由武將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數。

    嘉靖以後雖邊事迭起，文臣督、撫多親歷疆場，但勳爵冊封卻又趨於停滯。

    其實，朝廷視封爵為重典固然不錯，但過度地吝惜爵賞，反而會使得大臣喪失為國效忠的進取心。

    對此，很多人也提過意見、建議，比如陳子龍就提出恢復「五等爵」以振奮軍心：

    「今天下奮智亡身，趨功名，為天子去所惡，則莫若輕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輕上位而意無求進。聖王設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異而名重也。夫爵，權物也，濫則重之，以示有尊也；曠則輕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復子、爵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雜也。」

    然而有明一朝，國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義構建，僵化不可變通。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化的文臣蔭子武職，由於有軍功推戴、子孫世襲的性質，在一定意義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與政治意義，成為朝廷酬答功勳文臣的重要形式。

    這種制度的關聯性雖然沒有開列於典制，卻為時人默認共識。

    如前文所述，弘治朝就有于謙之子于冕題請再蔭于謙後代武職之事，其實他當時就並列援引前朝兵部尚書王驥封伯與兵部尚書馬昂、白圭、程信、餘子俊等蔭子錦衣之事例，作為乞請理由。

    類似的將蔭子武職比附為「次級」封爵，或「准封爵」制度的觀點，在明代中後期廣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編撰《萬曆野獲編》時，就把有關文臣蔭子武職的《世官》條及《補蔭》條納入《勛戚》卷中。

    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徑稱文臣蔭子武職為「延世之賞」、「延世金吾」，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稱謂而來。

    舉個例子，嘉靖初年，廷議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就曾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於死綏、宣猷、剿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錫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

    這段話說的是什麼？簡單的講，就是軍功大者封爵，軍功小者蔭子錦衣，可謂是點明了「蔭武」與「封爵」之間存在的制度關聯性與補充性。

    嘉靖初年，時任兵科給事中的夏言等人，奉命查勘前朝武職冒濫狀況後奏報，其奏疏中先論洪武「開國」、永樂「靖難」公、侯、伯冊封情況，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緊接其下陳述錦衣衛職官「額設」職官名目，並痛陳「自正統後，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祿衛中，遞進用事」，及「正德間，奄宦擅權，貴倖子弟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的弊政，甚至隱然有將勛、戚、文、武、內各類大臣的蔭子錦衣都比附為封爵之意，可見蔭子錦衣，在大明的政治褒獎機制中的地位作用。

    王崇古在俺答封貢時，是邊臣首功（他是時任宣大總督），家裏得幾個蔭官理所當然。

    高拱那就更不必說了，因為他的各種功勞，高家得到的蔭官名額到現在居然還沒用完——晚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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